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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自 Rick Green 《Freedom’s Frame》第7章 「全能的上帝，我們承認自己倚靠祢，並懇求祢賜福給我們、我們的父母、我們的老師，以及我們的國家。」 這是一段簡單的自願參與禱告文。然而，美國最高法院在 1962 年裁定它違憲，並禁止公立學校的學生誦讀這段禱告文。法院作出這項裁決，完全是基於一句話： 「政教分離」（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每當我在大學校園演講時，幾乎所有學生都聽過這句話。「政教分離」已經成為這一代人耳熟能詳的政治口號。然而，這些學生對《獨立宣言》或《美國憲法》中的內容，往往反而不太熟悉。當我問他們：「『政教分離』這句話出現在哪一份文件裡？」時，幾乎總會有人回答「在《獨立宣言》裡。」 當我回答：「不，你在《獨立宣言》中找不到這句話。」接著又會有人說：「那一 定是在《憲法》裡。」 而當我再回答：「不，它也不在《憲法》裡。」這樣的回答常常會引發激烈的爭論（尤其是在法學院裡）。反對者會紛紛提出異議，堅持提醒我，《第一修正案》中明明就有憲法所規定的「政教分離」。 我回答說：「你確定這句話是在《第一修正案》裡嗎？我們一起來看看…⋯」 「國會不得制定任何有關設立宗教的法律，也不得禁止人民自由實踐其宗教信仰有人看到「分離」這個字嗎？那麼「教會」或「政府」這兩個字呢？ 當然，這時總會有人說：「嗯，雖然它不是這麼寫的，但它的意思就是這樣。」既然他們已經認定自己知道這條法律的原意，我們接下來便開始討論立法原意（legislative intent）這個問題。 立法者真正的原意 要了解任何一項法律制定者的「原意」，就必須查閱該法律在審議期間所留下的會議紀錄；或者閱讀那些制定法律的立法者所留下的著作。這樣做就好像打開他們的腦袋，窺探他們的思根，好知道他們當時在想什麼，因此也能明白他們真正的意圖是什麼。 今天的立法程序與當初其實沒有太大的不同。提出法案的立法者會站在議場前方說明法案內容，解釋為什麼這項法案應該成為法律。接著便進入辯論階段。反對者會提出問題，或挑戰法案中的某些條文；支持者則會向提案人提出一些較容易回答的問題，幫助他更完整地說明法案的真正含義。所有這些討論都會被逐字記錄下來，收錄在會議紀錄中，供任何有興趣的人查閱。 為什麼要這麼做呢？因為當一項法律通過多年之後，人們若對其中某些條文的含義或立法原意產生疑問，就可以從這些會議紀錄中找到答案。說實話，法律條文有時確實不容易理解，即使是受過專業訓練、專門研究這些文件的民選官員，也可能難以完全掌握其含義。有時候，甚至連總統都可能無法準確理解最簡單字詞的真正意思（例如「is」這個字的意思），因此需要藉助這些資料，更完整地了解法律的原意與含義。 這些會議紀錄讓我們能夠回到當年立法者討論法律的現場，了解他們當時的想法。他們期望這項法律如何被運用？他們原本設想的適用範圍是什麼？這些資訊對於正確理解立法原意極為重要，因此《憲法》特別規定，眾議院和參議院在議場上的所有發言都必須記錄在會議紀錄中，正是為了這個目的。 這表示，我們可以回到開國先賢當年的討論當中，清楚了解那些國會議員在制定今日治理我們的法律時，真正的用意是什麼。我們所需要做的，就是查閱國會會議紀録（Annals of Congress）。 如果我們回頭閱讀這些逐字紀錄，就會發現，當年國會花了相當長的時間討論《表法第一修正案》。從1789年6月8日到9月25日，國會詳細討論了這項修正案的內容與範圍。然而，無論是在《國會會議紀錄》中，還是在起草《第一修正案》的開國先賢著作裡，你都找不到「政教分離」(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這句話。 第一修正案的原始立法意圖 Fisher Ames 在議院提出了《第一修正案》的文字內容。他在辯論中完全沒有提到「政教分離」，也無法從他的發言中推論出這是他的原意。 【費雪.艾姆斯（Fisher Ames，1758-1808） 是美國麻薩諸塞州首任聯 邦議員之一，也是美國憲法的重要支持者。他在麻薩諸塞州批准《美國憲法》的會議中積極為新憲法辯護，因而聲名大噪，之後連續四屆當選聯邦議員，任期與華盛頓總統執政時期大致重疊。】 事實上，費雪.艾姆斯曾說過一句按照今日法院對「政教分離」的解釋，很可能會被裁定違憲的話： 「聖經不僅應該出現在我們的學校裡，它更應該成為學校最主要的教科書。」 更早之前，在制憲會議期間，開國先賢曾討論美國公民應享有的各項個人權利，而這些內容後來成為《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的一部分。那麽，他們在討論中提過多少次「政教分離」這句話呢？ 答案是：零次。他們一次也沒有提過。 「政教分離」這個詞，直到《第一修正案》通過十多年後，才開始出現在美國人的日常用語之中。它就只是一句話而已。它不是法規，不是法律，也不是《患法》修正案的一部分。它只是摘自一位開國先賢——湯瑪斯.傑佛遜（ThomasJefferson）所寫的一封信中的一句話。 1802年1月1日，傑佛遜寫信給丹伯里浸信會協會（Danbury BaptistAssociation），回應他們對宗教自由可能受到美國政府侵犯的擔憂。傑佛遜回答說，這種情況不會發生，因為《憲法》建立了一道：「教會與政府之間的分隔牆 （a wall of…

永遠的懷念🙏🙏🙏 向藝術家致敬🫡🫡

《历代志下》第7章第11至22节, 神告诉所罗门，祂已经听到了他的祈祷，并选择了这殿作为祭祀的场所。 神表示，如果祂降下灾难，只要属祂的子民能够謙卑、祷告、寻求祂的面并转离恶行，祂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并医治他们的土地。 神对所罗门个人也立了约：如果他能效法大卫，遵守上帝的律例典章，他的王位将稳固，他的后裔将持续统治以色列。 同时也发出了警告：如果子民离弃神去事奉别神，祂必将他们从这块土地上拔出，甚至连这间神圣的圣殿也会被离弃，成为列国嘲笑和惊骇的对象，作为对他们背弃上帝、招致灾祸的见证。 同时也发出了警告：如果子民离弃神去事奉别神，祂必将他们从这块土地上拔出，甚至连这间神圣的圣殿也会被离弃，成为列国嘲笑和惊骇的对象，作为对他们背弃上帝、招致灾祸的见证。

作者：杨大巍 近年来，我接触了不少来自东方大国的访问学者和研究人员。他们多出身于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本国曾是推动公共议题、捍卫公平正义的有识之士。坦白说，他们肩负着某种理想主义者的责任与使命，也常常为此付出代价。对于这样的群体，我本应满怀敬意与同情。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不少人却在美国陷入了另一种更隐秘、更精致、也更具欺骗性的意识形态陷阱。他们以为自己亲见了“自由的真相”，其实不过是误入了“自由的剧场”。 他们造访的是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系统这些名校；接触的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PBS、NPR等主流媒体；交往的是那些满口“种族正义”“性别平权”“反民粹”的学界与传媒同行。 在他们眼中，这些机构代表着美国的核心价值与主流共识。然而问题恰恰在于：这个所谓的“主流”，其实是经过精细筛选、极度同质化的意识形态产物。 根据哈佛大学与密歇根大学的一项联合调查，在美国顶尖大学的人文社科系中，自认“自由派”或“进步主义”的教师比例超过97%，保守派不到3%。在一些主流媒体编辑部中，这一比例甚至接近100%。换言之，美国“思想的上游”早已被左翼话语全面垄断。 这不是偶然，而是左派“系统夺权”的结果。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反传统”“反权威”的思潮席卷校园。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性别研究、批判种族理论等轮番登场，不断改造课程设置、用词标准和人才选拔机制。如今，一个保守派学者若不“装睡”或“变节”，几乎不可能获得终身教职。 而媒体早已“蓝化”。如果你把BBC国际新闻部与CBS互换，把PBS的整套编辑搬去《卫报》，几乎不会察觉任何区别。稿件结构、语调、议题、愤怒节奏，高度一致，仿佛全由同一个“正义编剧部”出品。 哪怕是突发事件，他们的头条也像套模板拼出来的： “以色列空袭加沙，联合国深表关切” “右翼煽动移民恐慌，数据显示另有真相” “川普言论再掀风波，专家忧民主受损” 这些不是新闻，而是意识形态节目单。而更讽刺的是，他们始终自诩为“新闻自由”的捍卫者。 不少人困惑：美国不是讲多元与民主吗？为何大学与媒体几乎容不下保守声音？原因并不复杂，而是三重结构性优势的长期积累。 首先是入场门槛的垄断。学术与媒体职位高度依赖同行评审，而左派评委天然偏好左派应聘者。写过反对同性婚姻、质疑气候政策的文章？你连“第一轮筛选”都过不了。 其次是正义叙事的垄断。左派擅长将自身塑造为“弱者代言人”，以情绪压制逻辑，“不同意我就是歧视我”，在课堂与媒体中形成压倒性的道德优势。 第三是内部奖赏机制。基金会、出版社、学术期刊与新闻奖项构成一个封闭的自我嘉奖系统：你批判种族不平等、你倡导性别正义、你反对川普——便有机会获得职位、资金、荣誉。否则，你出局。 久而久之，大学教授、媒体人、NGO领袖与公务体系形成了一个彼此背书、彼此升迁的“制度左翼阶层”，与真实民意、经济现实与传统文化日渐脱节。 正是这些来自东方的知识分子，误入了这个精英迷宫。他们本希望了解美国民主制度，却在哈佛的肯尼迪学院、PBS的纪录片和《纽约时报》的社论中，沉浸式学习了一整套左派话语体系。 他们学会了用“白人至上”“性别压迫”“身份政治”解读川普，用“新闻自由”“民主危机”背书CNN，却未曾意识到，他们看到的只是“东西海岸幻象”，而非美国全貌。 他们回国后，写评论、办讲座、开播客，把所“见闻”当作“西方政治原典”传播，结果却是在另一块土地上复刻意识形态迷雾。他们的误读，正在误导更广泛的受众。 更讽刺的是，他们自以为获得了“西方文明”的真传，实际不过是吸了一场意识形态的大麻。情绪获得满足，判断力却一地鸡毛。 很多人不解：川普为何对教育部、NPR、PBS“断粮”？为何要限制“批判种族理论”？为何誓言“解放哈佛”？这不是简单的权力斗争，而是一场制度重构尝试，撕开左翼话语垄罩下的假面。 这正是美国“文化战争”的本质：不是为了争一条法案，而是争一个文明定义。是以自由、信仰与责任为核心的共和国？还是以受害情绪与身份政治为纲的新型国家拼图？ 川普与保守派捍卫前者；主流大学与媒体则拥抱后者。 对东方学者而言，真正理解西方，不是去UCLA旁听左派讲座，不是看PBS如何赞美拜登，也不是和民主党智库开几场研讨会。而是要敢于走出回音室： 去乔治亚的教堂坐一坐，去俄亥俄的农场看一看，去德州的退伍军人俱乐部聊一聊，去共和党初选现场听一听。唯有如此，才能触摸到美国真正的灵魂与冲突。 罗振宇在一次演讲中曾说，真正做一个左派，要有牺牲精神。他引用托马斯·莫尔的例子。这位英伦政治家因反对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甘愿赴死。那是左派曾经的精神高度：为信仰舍命，为理念承担苦难。 但在当今富足和平的西方，做一个“左派”几乎零成本：你可以在安全讲台上痛斥“特权”，在媒体上批判“压迫”，在社交平台收割正义，却无需承担任何风险与后果。所有光环，所有掌声，所有道德制高点，都是“内卷”的产物。 而那些被视为“顽固保守”的人，那些在教育、文化、政治中坚持自律、理性、信仰与责任的人，才是文明真正的守望者。他们所坚持的，正是文明成立的基石。 这些年来，我见过太多原本抱持理想、追求真知的知识分子，带着真诚与使命感踏入漂亮国，却在灯光璀璨的自由剧场中沉醉太深，不知已偏离来时的方向。 他们以为看见了“真理”，其实只是走进了另一种权力话语的幻术。他们本想追问“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却被包装精美的“正义叙事”所征服，最终带回的，不是对民主的理解，而是对进步主义的臣服。 对这些人，我依然保有基本的敬意，因为他们曾经愿意寻找。但我要提醒他们，也提醒我们所有人： 如果你没有真正走过那片沉默的中部，没有听过那群不善表达但真实存在的美国人说话，没有理解那种从宗教、家庭、责任中生长出的文化，那么，请不要轻易说你“理解了美国”。 理解美国，必须要有一种必要之勇。它不在哈佛的讲堂，而在俄克拉荷马的尘土里；不在CNN的头条，而在田纳西的乡村音乐中。

🇺🇸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1789–Present)

人生最后的遗产：做一个“有用的人” 如果你正在读到这段文字，说明作者的人生已经走到了最后阶段。这是一位美国知名漫画家与作家 Scott Adams 写下的“最后留言”。他在文字里没有渲染恐惧，也没有控诉世界，而是用一种清醒、克制、甚至带点幽默的方式，总结自己的一生。 他首先强调：写下这些话时，他的头脑仍然清楚，身体却先一步崩溃。他希望读者相信，他在做出关于遗产与人生选择时，并没有受到任何胁迫或不当影响。 接着，他提到一个让人意外的部分：许多基督徒朋友一直劝他在离开前“去寻找耶稣”。他坦白自己原本不是信徒，但在生命尽头，他愿意迈出一步，用他自己的方式表达信靠与盼望。 然后，他开始回顾自己的人生意义来自哪里。 人生的前半段，他努力成为一个合格的丈夫与父亲，在家庭中寻找意义。那段时间是美好的，但婚姻并不总能走到最后，他的婚姻最终结束了——所幸是和平而体面的结束。他对那段岁月与家人充满感激。 当婚姻结束后，他需要新的焦点与意义。于是他把自己“奉献给世界”，开始不断寻找一种方式，让自己能持续为别人带来帮助。 他的人生也因此进入另一个阶段：从画职场讽刺漫画《呆伯特》（Dilbert），到写一本又一本“有用的书”。 他最著名的一本书，影响了很多人的人生，让人学会在失败中成长、在混乱中前进。他说自己直到今天仍然经常听到读者反馈：那本书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对他来说，这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满足——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努力并不是空的。 后来他继续写作，尝试教人们如何更有说服力，如何更清晰地思考，如何重新训练自己的大脑，让人生变得更好。有些作品影响巨大，有些作品影响没那么大，但他坦然接受，因为他至少认真努力过。 除此之外，他还做了一个直播播客节目，本来只是想帮助人更有效率地思考世界与人生，结果意外地成为一个社区，帮助许多孤独的人找到了陪伴与连接。对他来说，这同样意义重大。 最后，他把自己一生想留下的遗产，浓缩成几句话： 如果你从我的作品中得到过任何益处，请尽你所能把它传递出去。这就是我想要的遗产。做一个有用的人。我爱你们直到最后。 读到这里，你会发现：他并没有把“遗产”定义为财富、名气或地位，而是定义为——你是否曾经让别人的人生变得更好一点点。 也许这就是人生最真实的答案：我们终将离开，但我们对他人的善意、帮助、陪伴，会继续留在世界上，成为一种延续。 这段“最后留言”让我很触动。Scott Adams 回顾自己的人生：前半生在家庭里找意义，后来婚姻结束，他开始把自己奉献给世界，用漫画、书和节目去帮助别人。最后他留下的遗产不是财富，而是一句话：Be useful（做个有用的人）。 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真实。因为人生到最后，钱和名气都带不走，留下来的就是你曾经帮助过谁、爱过谁。 同时也让我想到：人终究会面对死亡，而死亡面前，我们最需要的是盼望。我相信耶稣基督给人的不仅是“做得更好”，更是“活得有永恒”。愿我们都能成为祝福别人的人，也愿我们都能找到那份超越死亡的平安！ 愿上帝祝福你！

作者：佚名。 今天讲点哲学的东西。 维特根斯坦有一句话我一直觉得说得非常残忍，但也非常诚实。他说，我并不想让人少受苦，我只想让他们在受苦的时候更清醒。 这句话其实非常准确地概括了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之间的根本区别。 今天很多人一聊政治，一聊左派右派，一聊意识形态，就开始在道德高地上打滚，谁更善良，谁更正义，谁更有同情心。但我一直觉得，这些都是表层问题。真正的分水岭只有一个，就是你怎么看待现实本身。 你是接受现实的人，还是拒绝现实的人。 从这个角度看，所谓左派右派，本质上不是立场之争，而是心理结构之争。严格意义上讲的保守派，或者说托克维尔意义上的右派，本质上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并不是觉得世界很美好，而是恰恰相反，他们太清楚世界有多糟糕，所以才会选择先接受，再修补。 而理想主义者的问题在于，他们在心理上是接受不了现实的。他们对现实有一种本能的排斥感，对任何道德上的次优解都无法容忍。不是说他们不聪明，而是他们的内心结构还停留在一个没有毕业的阶段，对世界的认知仍然停留在应该如此，而不是就是如此。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理想主义者一遇到现实冲击，就会出现强烈的情绪反应，愤怒，崩溃，极端选择。他们不是不知道后果，而是心理上无法承受不完美的存在。 最近发生的一些悲剧，其实本质上都是这种心理结构的外化。我不评价具体个案，只说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作为一个母亲，去做高度危险的事情，把三个孩子直接抛进一个不可逆的命运里，这本身何尝不是一种残忍。 你为了某种道德理想牺牲自己，但你有没有问过，被你留下的人是否愿意承担这个代价。 理想主义者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只看见牺牲本身的意义，却看不见牺牲带来的现实连锁反应。 现实主义者不会这么做，不是因为他们更冷血，而是因为他们更清楚世界是怎么运转的，现实主义者知道，世界的演化路径从来不是由情绪最激烈的人决定的，而是由那些能够承受现实重量的人一点一点铺出来的。 每一次现实验证成功，现实主义者内心的结构就会被强化一次。 而每一次现实击碎幻想，理想主义者的悲剧情绪就会加深一次。久而久之，就会发展出一种心理学上非常典型的东西，殉道者精神。 左派的殉道者精神本质上并不是勇敢，而是一种逃避。是当一个人无法在现实中处理失败，妥协，不完美时，转而用自我毁灭来证明自己的道德正确性。这种姿态在叙事上很漂亮，但在现实中几乎永远制造更多的伤害。 很多左派的问题就在这里。他们无法接受现实的反弹，无法接受制度的摩擦成本，无法接受世界不会因为道德诉求就自动变好，于是不断走向违反现实的选择。最后既没有改变世界，也没有保护任何人，只是满足了自己内心对纯粹性的执念。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是真心恭喜你。你选的是一条很难的路，很孤独的路，也是一条不会给你情绪安慰的路。但它至少是有希望的。 如果你发现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那我也不骂你。我只劝一句，回头是岸。不是让你放弃理想，而是先学会接受现实。否则理想迟早会变成你逃避现实的工具，而不是改变现实的力量。

作者：格伦·雷布 亲爱的美国： 你们最大的敌人不在海外。它不穿外国军装，也不说外国口音。它舒适地生活在这个国家，武装着傲慢、道德伪装，以及对赋予它权力的这个国家根深蒂固、毫不掩饰的仇恨。 美国左派不仅仅是批评美国。他们憎恨美国。他们嘲笑国旗。他们嘲弄国歌。他们把宪法视为过时的障碍。他们把爱国主义视为极端主义，把民族自豪感视为病态。 而这正是他们如此恶毒地憎恨唐纳德·川普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的推文。不是因为他的语气。不是因为他的个性。他们恨他，是因为他在他们的世界观里做了一件不可饶恕的事情：他竟然爱这个国家。 川普不为美国道歉。他不为自己的骄傲辩解。他不会在每一次成功之前都先发表一番关于罪恶感的说教。他谈论美国的方式仿佛这个国家值得捍卫，而仅仅这一点就彻底颠覆了左派的全部叙事。 左派认为美国从根本上是破碎的，在道德上是不合法的，需要彻底的改造。川普认为美国有缺陷，但强大、卓越，值得为之奋斗。这种对比让他们抓狂。 他们不相信边界，除非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社区。他们不相信执法，除非是针对政治对手。他们不相信言论自由，除非是符合他们认可的观点。 一切与美国有关的东西都被扭曲成丑陋的东西。独立变成了自私。强大变成了侵略。成功变成了剥削。责任变成了残忍。 如果你拒绝接受这种说法？你不是犯错，而是威胁。你不是在辩论，而是被激进化了。你不是见多识广，而是危险人物。 这不是讨论。这是灌输。左派推倒雕像，改写历史，为罪犯开脱，侵蚀信任，然后在社区分裂、机构崩溃时却表现得一脸茫然。他们焚毁根基，却称这种崩溃为“进步”。 川普打破了这一切。他拒绝憎恨美国。他拒绝下跪。他拒绝假装这个国家是令人羞耻的。所以他们诽谤他。他们审查他。他们起诉他。他们把他的支持者非人化。因为没有什么比一位拒绝为自己国家道歉的领导人更让反美运动感到恐惧的了，而这个国家正是他们试图瓦解的对象。 当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都为自己的国家感到羞耻时，外国敌人根本无需征服它。他们只需袖手旁观，坐等怨恨情绪为他们效力。一个国家可以承受批评。它可以承受分歧。但它无法承受蔑视自身文明的领导人。 这才是愤怒的真正原因。这才是歇斯底里的真正原因。川普热爱美国。而对于美国左派来说，这才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二零二六年一月六号作者：周成柱：沉思录(117) 1，川普的全球战略清晰可见：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亚太交给日韩，中东交给以色列，美洲由美国直管，促使欧洲独立自主。前提是这些国家是亲美的保守派政府而不是左翼反美政权。委内瑞拉只是开始，后续古巴，墨西哥，哥伦比亚几国都将承受川普政府的巨大压力乃至政权更迭，首先打扫清理自家后院是川普主义的第一战略目标，也是孤立主义，美国优先的具体体现。其次，川普与欧洲冯德莱恩，马克龙，斯塔默等几个左棍政府摩擦加剧，势必支持在野的保守派上台，促使欧洲回归常识与独立。川普不会容忍欧洲左派在经济上占美国便宜，在军事上依赖美国，在政治上反对美国；第三，国内川普势必摧毁奥巴马拜登民主党叛国犯罪团伙，确保后川普时代其政治遗产得到延续!左派有句名言， GC主义者没有祖国他们都是国际主义信徒，所有的左派都是叛国者，没有例外。不对民主党叛国组织进行彻底的清算，川普今天在外交，领土，国家安全与经济层面的所有努力与成就都可能功败垂成前功尽弃! 就国内国际面临的复杂局面而言，川普早已超越了里根甚至林肯，美苏争霸时期里根并没有遭遇太大的国内阻力，南北战争时期林肯并没有遭遇太大的国际阻力。以国家而论，川普今天其实同时在打两场战争，国内与奥巴马民主党叛国组织之间的战争，国际上与全球左派穆斯林联盟的战争。两场战争如果放在全球视野下审视也可以视为一场战争，就是全球基督教保守主义与全球左派穆斯林联盟之间的战争! 2，美国需要马斯克这样的精英归化移民，融入，继承和发扬美国的先进文明，并为这片土地贡献自身的爱与力量。凡是来到美国但是并没有从信仰，文化与传统上认同，融入美国，只想着蹭福利的人，无论合法与非法，他们都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移民，而是入侵者与占领者，这样的人越多，美国衰败的越快!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的撕裂与冲突正是这种外来者没有归化与认同而是入侵与占领带来的结果，他们从自己所在的失败国家来到美国，他们利用美国的自由与福利，他们将美国变成曾经逃离的失败国家! 五月花号那批清教徒来到美国并非单纯的移民，而是定居者与开拓者，是他们以其宗教信仰，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塑造了美国，奠定了美国的灵魂，构建了美国强大与繁荣的根基，赋予了美国与众不同的形象与样貌!他们不是移民而是定居者与开拓者，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美国。移民是什么?移民绝不仅仅是国籍的改变，而是信仰，文化与价值观的归化与认同。如果你入籍一个国家但是并没有从信仰与价值观上选择归化与认同，那么就算改变国籍你依然是一个入侵者与占领者!你的存在对入籍国而言意味着腐蚀与堕落而不是提升与希望!当然，对许多移民而言，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改变国籍仅仅是为了享有自由与福利，忘记了自由同时意味着责任，而福利从来不是免费的。 真正的入籍，是信仰，文化与价值观的入籍，而不仅仅是国籍的改变。如果入籍一个国家却没有改变自身的观念秩序与价值体系，没有归化与认同入籍国，那么就算你走出国门实则依然生活在原生国家，你并没有真正的离开!移民入侵者与占领者自身的问题只是造成今日美国社会撕裂与冲突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来自民主党叛国组织多年来不断以所谓的多元化与包容性为名接纳这些并没有从价值层面真正归化的移民入侵者，不断蚕食美国的基督教信仰，保守主义价值观与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用福利主义吸引失败国家移民，用多元化与包容性接纳他们利用他们以达到摧毁美国的目的! 3，据说川普要在委内瑞拉设立总督，恢复殖民统治，我看很好，恢复殖民统治正当其时。多少年来，我们的教育系统对殖民主义作出了完全负面的评价，这是错误的!当然，具体而论，殖民统治也要看被谁殖民，近代以来凡是被英国殖民的国家基本都走向了文明与富裕，被法国殖民的国家则陷入动荡与衰败之中，实则代表了英法两种不同文明范式的不同结果。以现今而论，如果被左派国家殖民将是一场灾难，被保守派国家殖民则是人民福音。就其本身而言，殖民统治的终结是全球左派的胜利，在左派语境下殖民统治被普遍视为奴役与压迫的象征而非文明与进步的标志，左派完全忽视了对一些落后国家与民族而言，他们并不具备治理自己国家的能力，一刀切的完全废除殖民统治对这些国家的人民而言实则是一场灾难。赶跑殖民者，追求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却陷入到更加深重的奴役与枷锁之中! 当年甘地通过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赶走英国统治者的时候，大部分英国官僚阶层认为印度社会宗教冲突严重，种姓制度根深蒂固，缺乏现代行政传统，一旦英国人离开印度人能否实现有效的自我治理表示怀疑。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回顾这段历史，结论不言而喻。如果当年甘地没有通过非暴力运动赶走英国殖民者，今天印度的发展是否会更好?站在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立场上看，相信所有人都会对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作出积极正面的评价，但是站在个体权利，自由与福祉的角度下相信一些朋友会作出完全不同的评价，对甘地的历史定位也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面对国家民族与殖民统治，左与右在这里再次展现出完全不同的价值分歧：左派通过肤色，民族与国家来定义谁是自己人谁是外人，这种定义的结果就是宁愿让所谓的自己人进行很差很坏的治理也要拒绝外国精英的先进治理，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完全遮蔽了个体的自由与福祉。在近代左翼追求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进程中，真正实现自我治理，良善政治的国家有几个?看看今天的非洲，拉美与南亚!而右派鉴定谁是自己人的标准只有一个：相同的价值观!右派不会被国家民族宏大叙事绑架而牺牲自身个体的权利与自由!